汪精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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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兆铭（1883年5月4日--1944年11月10日），字季新，笔名精卫，历史上多以「汪精卫」称呼，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县），出生于广东三水（现属佛山市）。汪兆铭秀才第一名出身，考取公费赴日本留学，后加入孙文的革命组织，因为文采富赡，成为孙文革命事业的得力助手。辛亥革命前一年因谋刺清摄政王载沣失败而下狱问死，其慷慨从容的气节得到革命志士的敬仰。最后判为终身监禁，隔年辛亥革命成功后被释放。汪兆铭因在革命党内地位崇高，民国成立后数度出任要职，历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行政院长、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中国国民党副总裁等等，直到中日战争初期都是蒋中正最主要的政敌之一。中日战争期间因决定支持日本所宣传的和平运动而与日本合作，出掌日本在南京组建的中华民国政府，基于此项历史事实，加上国共两党皆不遗馀力地给予负面评价，因此他被多数中国人视为大汉-{奸}-。

汪兆铭年少时期相貌英俊，被普遍公认为是美男子。^[1]

目录 1 生平 1.1 满清时期 1.2 中华民国成立初期 1.3 抗战时期 2 身后评价 2.1 正面评价 2.2 负面评价 3 参考文献 4 外部链结

[编辑] 生平

[编辑] 满清时期

汪兆铭1901年参加科举考试，以广州府县第一名考取秀才。1904年和胡汉民等人一起考取赴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的公费留学生。1905年7月参加广东人的留学生组织「兴中会」。参与创建中国同盟会，被选为评议部部长。曾任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编辑，开始使用《山海经》中「精卫」作笔名。1906年以两百多学生中第二名的成绩毕业。1907年开始随孙文游走越南、马来亚等南洋各地，在马来亚的槟城结识了华侨富商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

1910年，为了回击梁启超等保皇党讥讽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汪精卫、黄复生等谋刺清摄政王载沣，行前《致南洋同志书》中说：「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3月31日在北京后海银锭桥埋设炸弹时被人发现，事洩被捕，狱中赋诗：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慷慨激昂，一时为人传诵。由于清肃亲王善耆在审理中对汪精卫之人品才学产生敬重，外加清廷担心如杀汪可能会导致革命党更加暴力革命，因此经过他对摄政王的斡旋，终令他们被判终身监禁。1911年11月6日，辛亥革命之后，汪、黄被释放。

[编辑] 中华民国成立初期

汪兆铭获释后参加南北议和，1912年9月和陈璧君结婚后，赴法国留学。1913年「二次革命」开始后被孙文急召回国。革命失败后亡命法国，入法国里昂大学攻读社会学，其间拒绝了袁世凯对他回国任高级顾问的邀请。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后回国参加「护法运动」。

1924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任宣传部部长。1925年2月为临终的孙文起草了「总理遗嘱」，孙文一字未改。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成立，汪兆铭以全票被选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继续执行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11月23日国民党右派戴季陶、林森等召开「西山会议」，反对汪兆铭左倾。1926年4月1日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汪重申联俄容共三大政策。5月11日，中山舰事件之后，由于和蒋中正的政见分歧，汪兆铭离开广州前往法国马赛。

蒋中正掌权后开始北伐。由于其独裁作风，国民党内大量人邀请汪兆铭回国。1927年2月汪乘火车回国，途经苏联受到史达林的接见。回国后就任武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反对蒋的排共建议，坚持容共。4月5日和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发表《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4月12日蒋中正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件」,形成反共高潮，欲图将无常备武装力量的共产党进行肉体消灭。汪兆铭发表讲话，痛斥蒋介石的武力清党行为也认为两党之间在长时间中目标一致，表示「反共即是反革命」，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一个新的国民政府，是为宁汉分裂。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派人送《五月紧急指示》给中共中央，要其「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旧思想的一律驱逐，由各界工农代表取而代之」，也给汪兆铭看过。7月13日中共公开发表宣言退出国民党。7月15日，汪兆铭召开紧急会议，通过《统一本党政策桉》，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职的共产党员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停止职务。8月1日共产党发动南昌暴动。8月8日汪兆铭的武汉政府开始大肆逮捕处死共产党人，实行武力分共。8月14日蒋中正下野，宁汉合流。9月，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掌握南京政府，汪兆铭下野。10月，汪兆铭到广东否定南京政府。11月，蒋中正回到上海，邀汪兆铭北上。12月11日，共产党在叶挺、叶剑英的领导下发动广州暴动。12月16日汪兆铭辞职赴法国。

1928年到1929年间，蒋中正取得蒋桂战争和蒋冯战争（亦称中原大战）胜利后日益独裁。1929年9月17日，张发奎在湖北宜昌解除南京国民政府的一个师的武装，并发表反蒋通电，要求汪兆铭回国主政。11月汪兆铭回国，联合桂系共同抗蒋。1930年8月7日中原大战期间在北京召开「中国国民党党部扩大会议」。由于张学良的东北军挺蒋而造成反蒋阵营失败，1931年1月1日，汪兆铭在天津宣佈下野。2月，蒋中正关押胡汉民。5月27日，粤、桂等反蒋各派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汪精卫出任领袖。9月初，广州政府开始北伐，然而几天后九一八事变爆发，粤、宁合流，合组以孙科为首的政府，蒋下野，汪在野。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之际，孙科辞职，汪兆铭出任行政院长。汪在抗战初期抗日态度坚决。汪迁都洛阳，积极备战。然而由于指挥不动蒋的人马，只好请蒋出山指挥军队，自己主政。7月17日日军进攻热河，汪因为指挥不动张学良抗日宣佈辞职，前往欧洲。1933年，由于民众的呼声，蒋请汪回国主持抗战。汪要求张学良先辞职，蒋说服张学良去欧洲考察，3月汪回国复职。此后汪兆铭主张对日和平交涉，得到蒋中正的支持。5月31日，何应钦与日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天津塘沽举行会谈，共同签订了《塘沽协定》。这个普遍认为是卖国的协定引发人们对汪兆铭与何应钦等的谴责。

1935年1月22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表示对中国「不威胁、不侵略」的政策，汪兆铭认为有谈判的空间。但由于国民党主战派的反对，汪兆铭于8月8日表示辞职，后在蒋中正的强力挽留下复职。11月1日国民党的四届六中全会上，汪精卫被军人、铁血锄奸团团员孙凤鸣击中三枪造成重伤，被救后前往欧洲疗养。之后主和派的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又遭暗杀，国民党内部的对日和解派开始凋零，对日强硬派成为主流。汪兆铭与胡汉民等早期孙中山的核心干部失势后，蒋中正独揽大权，在西安事变之后其声望更是达到顶峰。汪兆铭回国，但并未担任职务。

[编辑] 抗战时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汪兆铭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地位仅次于蒋介石。但是汪兆铭认为中国当时仍然没有与日本一战的资本与能力，主张「和平运动」。

1938年8、9月间，周佛海的代表梅思平与日本首相近卫的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谈判，日方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支持汪兆铭搞和平运动。12月19日汪兆铭假道云南前往越南河内。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表示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 12月29日汪兆铭发出《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和「艳电」（29日电报代码为「艳」），电文称：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尊重中国之主权」，能使中国「完成其独立」，以「互相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这样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然而由于近卫内阁数天后突然辞职，以及云南军阀龙云没有如约支持汪兆铭，汪的和平运动归于失败。

1939年初，汪兆铭和他身边的人在河内多次遇刺，日本派人将汪营救至上海。1940年3月20日在南京组建日本扶持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汪精卫政权，取消华北的王克敏和长江下游的梁鸿志的傀儡政权。汪任行政院长兼国府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最高国防会议主席。1943年汪兆铭曾经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名义，参与由日本主导的大东亚会议。年底，汪兆铭的健康恶化，1944年3月赴日治疗；11月10日病逝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今名古屋大学）医院；11月23日遵其遗愿归葬国民党总理孙文之侧，南京中山陵西南的梅花山。汪兆铭逝世前曾写过一首《自嘲》的绝命诗：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汪兆铭虽为病死，但死因有不同的说法。一说10年前汪兆铭被铁血锄奸团成员刺杀受伤，子弹深陷体内，无法取出，铅毒逐渐扩散，终至药石罔效。日本作家上坂冬子访问汪氏子女后写的书支持病死之说。一说是其妻陈璧君相信中医，贴了中药膏药，却促使铅毒扩散全身，才造成汪兆铭病死。另一说则是汪兆铭遭日本军下毒谋杀。

中国战胜后，1946年1月21日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奉命将汪坟炸毁。1994年墓地原址建造了一个汪精卫跪像^[2]，1997年拆除。另外2004年11月8日上午在绍兴市市区挖出一个汪精卫跪像^[3]，上刻有「汪逆精卫」四字。

[编辑] 身后评价

中日战争期间，由于汪兆铭公开投奔日本，接受日本扶植成立“汪精卫政权”的事实，被大多数抱着抗战决心的中国同胞视为汉奸的典型。中国胜利后，国民政府与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不遗馀力地在政治、教育各方面加以批判。因此直至今日，汪兆铭就等于汉奸的印象仍深植人心。然而，在汪精卫投奔日本的事实背后，其动机与目的是否和卖国求荣的汉奸一致，仍然有待历史研究的釐清。

汪兆铭一生前段部分，年少时满腔热血，以推翻腐败的满清为己志，行刺摄政王载沣。当时的丹心浩气，足以和荆轲比拟。

孙文逝世后，西山会议派试图在国民党内除去共产党的势力，后来蒋中正武力清党，欲彻底剷除共产党人，汪精卫却坚持孙中山的联俄容共和平路线，造成了宁汉分裂。而当共产党人开始武装反抗之际，汪精卫亦即当机立断进行扫荡。由这些作为，有一些人认为显示汪兆铭有“尚和平，顾大局”的思想哲学；亦有人认爲，这显示了汪精卫与多数从政者同样具有的善变性格。

从辛亥革命的英雄，变成了遗臭万年的汉奸，变化如此之大。有人为他辩护，说他是认可委屈自己，保全大局；更多的意见是年青时的满腔热血，不能保证以后他不会为个人权力而牺牲整个国家利益。

[编辑] 正面评价

汪精卫在辛亥革命之初，作为革命元勋，能够比较坚定的奉行孙中山先生的旨意，坚持推翻满洲政府。

另外，林思云在《真实的汪精卫》一书中，亦替汪精卫做了身后的平反，但争论很大。首先，书中高度讚扬汪的人格，认为他有严肃的生活作风，在国民党任高层时「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近女色，这在当时的国民党高官中，都是鲜有人能够做到的」。其次，汪的行动都比较能贯彻孙中山的思想。例如汪在1927年提议中央军事委员会不设主席，由7人集体领导；同年在未得悉五月密令之前，依然力排众议贯彻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再者，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汪属于第一批抗日的主战派，欲边作战边争取与日本谈判的筹码，惜苦无军权；后以杂牌军力战不果，于1933年签订塘沽协定，唯有以屈服换取和平，相比于煽动民众抵抗造成牺牲，林思云认为「汪精卫独力承担了卖国的责任」。这种屈服的原因并不如满清皇室一般为了确保既得利益，事实上汪的权力只有声望而没有军事基础，他背上污名对他的政治任途非常不利。后来，汪在被行刺受重伤后，仍然继续借低调俱乐部宣传和平救国的理念，期间也与日本的主和派接触并谈判讲和条件。在一片对日抗争声中，林认为「这条主和的路比主张抗战的路，艰难得多」。

在1940年，汪精卫同意出掌日本成立的南京傀儡政府，这可能亦是他为了取得保障中国人民的力量的措施，亦即曲线救国。在汪统治的日佔区，人民生活能较稳定，而且认为因为汪代表国民政府和日本求和，使得日本没有再大举进攻重庆和延安，大量减少战争伤亡。而且他站在日本一方而蒋介石则站在美国一方，那么战后无论同盟国胜利还是轴心国胜利，中国都是战胜国，那就避免了战败国割地赔款的损失。

[编辑] 负面评价

汪兆铭及其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在华的侵略活动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在军事上，大量策反了国军（近百万），尤其是杂牌军，组织「伪军」，多次进行清乡，汪兆铭被迫兼职清乡委员会主任，打击其区域的地下抗日武装，使得日军可以抽身进行其他战役。在经济上，南京国民政府协助日军对沦陷区的搜刮。譬如在1943年1月在上海强迫实施储藏物资的全面登记，并对棉纱棉布进行强制性收买，以供日军之需。在思想教育上，汪兆铭在学校推广与日和谐的理念，美化日本侵略，发动「新国民运动」，从思想上降低民众的反日情绪。另外，汪兆铭承认满洲国、德王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日本人的傀儡政府，被大多数中国人以爲是出卖中国的领土的不可饶恕的严重罪行。 汪兆铭多次游说日本政府，但是汪的政府从来没有得到多大的治主权。汪政府也毫无权力影响日军在华的军事行动。如此一来汪精卫提倡的政治结构毫无号召力，也使所为的「和平建国」落的一场空。

汪兆铭多次游说日本政府，但是汪的政府很难得到充分的自主权。经过多次努力，汪政府最终如同溥仪的满洲国政府一般，难以动摇日军在华的决策与行动。如此一来汪精卫最初所提倡的中日友好结构便形同躯壳，也使得所信守的「和平建设国家」全然落空。

[编辑] 参考文献

[编辑] 外部链结

• 真实的汪精卫